電視節目表 李飚谈国内音乐创作:考级是一种幼儿教育

  李飚的履历上有很多个“第一”,都和打击乐这个古典音乐中的“小众门类”联系在一起。他是第一个中国公派的打击乐留学生;2000年主持过第一届北京国际打击乐节;从2003年起任教于柏林音乐学院,成为第一位在世界顶级音乐学府中担任教授的华人打击乐家;2005年建立的李飚打击乐团成为了业内翘楚……

  8月10日到21日,第二届梅赛德斯-奔驰国际音乐节将在北京、上海和深圳三地举办。李飚继续担任这个音乐节的艺术总监,还请到了指挥大师艾森巴赫。在李飚的努力下,九州娛樂城論壇,打击乐逐渐走近人群,离“小众”越来越远。

  打击乐 拓展更多可能性

  新京报:你以前曾说“交响乐是正餐,打击乐是点心”,但你这两年也演奏了不少大型的协奏曲,你现在怎么看“点心”这一说法?

  李飚:我觉得每一种乐器门类的表演形式都应该是丰富多彩的,最怕局限。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拓展打击乐的可能性。每年国家大剧院的室内音乐节我都会参加,跟钢琴或打击乐的重奏形式我去参加,我本人也演很多交响乐的协奏曲。

  我还在学指挥,最近刚写完一个作品。独奏时不需要看总谱,可做指挥时,你要知道其他乐器辅助一个旋律或者其他的和声在做什么。我对这些东西越来越有兴趣。

  新京报:现在还自己做乐器吗?听说你会自己发明一些很有意思的打击乐器。

  李飚:做乐器是一种对不同声音的寻找。我以前想出来的一些声音,其实一直没有实验它的地方。这次在我自己创作作品的时候,就运用了大量。

  新京报:比如?

  李飚:比如我认为最精彩的乐章会以非常小的非洲拇指琴开始。将近270个人在舞台上,但是整个乐曲的主旋律由这么小的乐器来完成,这是一个尝试。

  教育论 国内老师都忙着搞考级

  新京报:你同时在柏林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教学,你觉得国内的打击乐教育模式和国外有差别吗? 李飚:在柏林音乐学院我每年只招两个学生,考生来自全世界,大概有60多人,我们挑最好的、最有希望的学生。在中央音乐学院,我每次也只招一两个,但我发现很多学生并没有把音乐当做事业,而是当做一种可以走捷径的手段,这是非常可笑的现实。

  我经常看到一些学生,虽然演奏音乐,但并不热爱音乐,空闲时间不去听音乐会、不听别人的演奏。这是我看到的非常可惜的、可怕的状态。

  在德国,学生基本功可能并不是很高,但他到了十四五岁,兴趣爱好基本定型时,如果真的热爱音乐,就会突飞猛进。但我们这边,小时候拔苗助长,恨不得三岁就得弹很难的曲子,长大后就没有兴趣了。我在这边的学生的素质都非常好,但往往缺乏一种事业心,就是因为小时候处在高压的状态下。

  新京报:我看你在微博上放话说,在打击乐界,真正懂的人太少,不懂的人还乱说话。

  李飚:我是指业内的专业人士。最近几十年发展最快的乐器门类就是打击乐,世界各地的专门演出都很多。但我们这边,并不是每一个打击乐业内人士和老师都能跟上潮流,因为像考级之类的事情,太分散老师们的专业时间,而且他们认为以前学的那些东西就够用了,完全不与时俱进。

  新京报:所以你认为考级制度对古典音乐界伤害很大?

  李飚:考级是一种幼儿的教育,是业余的。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,一个国家的音乐水平是看考级水平。我们国家的考级水平肯定最高,但全是拔苗助长的结果。

  明星制 新时代音乐家渴望被承认

  新京报:你好像并不介意媒体把你的李飚打击乐团称为明星乐团。

  李飚:这对打击乐事业应该有好处,有了明星才能让打击乐这个形式更好地被大家知道。

  新京报:可是“捧明星”也许更助长音乐学习者的功利心态,你不觉得这可能会有矛盾吗?

  李飚:如果中国出现二十个郎朗,你看会怎么样?在国外,哪个音乐家不希望自己抛头露面,一年两百场音乐会?

 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音乐家,都希望自己的事业可以被更多人承认。如果大家对我们乐团的“明星”不感兴趣,可能对打击乐一直都不会有了解的兴趣和渠道。

  新京报:你会不会帮其他的打击乐团做一些培养和发掘工作?

  李飚:我还有一个李飚青年打击乐团,全是由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组成的,延续了我们的很多特点。现在放暑假,他们正在国内巡演,我要给他们实践的机会。

  本报记者 康沛

(责编: Mr.x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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